第二七九章 齐国的文治（3/5）

人类之所以能够走出蒙昧，并不是某个特殊人物在暴力和阴谋上多么惊天地泣鬼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智慧和知识的积累，或者说是书籍的力量。客观地说，知识总量必须达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产生巨大的力量。对一个人来说，一本书或许就足以使其“知识渊博”，但对一个社会来说，仅有一本书是明显不够的。当很多书被集中在一起，就有了图书馆。实际上，类似《永乐大典》、《百科全书》这样的多卷本巨著，本身就是一座图书馆。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书籍这种特殊的“手工艺品”因为其昂贵，一般个人几乎无法拥有，所以，大多数书籍都被保存在图书馆里。因为忌灯火，在昏暗阴冷的图书馆看书，绝不是一件惬意的事情。

西方早期的图书和经卷一般都被收藏于修道院，但数量很少，也就几本书而已。直到大学的出现以后，欧洲才出现了面向世俗的图书馆，而这些图书馆的书籍也少得可怜。在13世纪中期，巴黎索邦神学院在当时是拥有欧洲最多的藏书，也仅仅超过一千册（卷）。为了防止珍贵的羊皮书被盗，这些书都用铁链拴着。

与欧洲相比，中国的书籍和图书馆有一段可谓辉煌的历史。在官方，有西周的盟府，两汉的石渠阁、东观和兰台，隋朝的观文殿，宋朝的崇文院，明代的文渊阁等。唐以降，书院兴起，无书不成书院，极大地推动了藏书风气的兴盛。

在大明时期，“郡县皆立学”，几乎每个官办学校都有“尊经阁”，15世纪中期，松江府学号称藏书万卷，而同一时期，剑桥大学图书馆只有122本图书，这在当时英国已算是很多了。

其实，中国历代的图书馆其实就是藏书馆，这从老子时代就已经如此。印刷术出现之后，书籍实现了商品化，从官方到民间，藏书之风弥漫。

不过，这些不论是皇家藏书楼，还是私人藏书楼，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核心是“藏”，藏的目的，一是传与后代，二是保值增值，并不与阅读有多少直接关系。很多书只要进了藏书楼，就被束之高阁，与读者隔绝。书，只是一种秘不示人的古玩、古董和艺术品，而不是一种读物。

这些藏书楼虽然保存了稀缺的书籍和知识，但它们也成为书籍和知识的黑洞，类似地主老财在地窖埋藏金银，其对公众阅读和社会启蒙并没有多大影响。

藏书楼是家族化的典型产物，正如图书馆是社会化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中只有家族，没有社会。历代皇家藏书楼号称“天子讲读之所”，阁门高悬圣谕“机密重地，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违者治罪不饶”，而私人藏书楼同样戒备森严，如齐国陆战队于宁波掠取图书的天一阁就规定，“外姓人不得入阁”，更何论借人观看。

书籍不是用来储存的，而是用来借阅的。公共性，是现代图书馆的最大特征，它不仅保持了传统图书馆的储存功能，更加偏重于知识的传播。面向大众的公共图书馆以阅读为中心功能，从而跳出了传统的知识特权和垄断，实现了书籍和知识的社会化和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