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魏晋隋唐玄学佛学（1/4）

何谓玄学

魏晋玄学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改造了汉代的儒学与道家思想，同时它还对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艺术，乃至文人学士们的生活习俗等，都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

玄学，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

“玄”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

玄学产生背景

玄学产生于魏晋盛行于隋唐，这和当时的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魏晋时期，朝代更迭频繁，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及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有强烈的朝不保夕的感觉，所以谈玄说易成为当时社会茶余饭后的主要活动，以此来达到精神世界的暂时满足，回避社会现实的残酷。乱世之中，老庄思想抬头，加上曹操等人崇法术刑名，便有了玄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玄学发展阶段

魏晋玄学的发展经过四个时期：第一是曹魏正始时期。玄学家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以《易》《老》为理论论据，盛倡“贵无”，主张“言不尽意”，“名教出于自然”，为门阀士族利益服务；第二是西晋初至元康时期。玄学家以竹林名士阮籍嵇康为代表，思想上与何王学派对立，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代表庶族寒门的利益；第三是晋元康时期。玄学家以裴

为代表，提倡“崇有论”，反对“贵无论”；第四是晋永嘉时期。玄学家以向秀郭象为代表，是玄学的综合和完成时期。

魏晋玄学的基本特点

1以“三玄”为主要研究对象，并用《老子》《庄子》来注解《易经》。

2以辩证“有无”问题为中心。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贵“无”派把“无”作为世界的根本和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崇“有”论者裴

则认为“有”是自生的，自生之物以“有”为体。

3以探究世界本体为其哲学的基本内容。贵“无”派把“无”当作“有”的存在根据，提出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郭象则主张独化说，认为“有”是独自存在的，不需要“无”作为自己的本体。

4以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为其哲学目的。王弼用以老解儒的方法注解《易经》和《论语》，把儒道调和起来，认为名教是“末”，自然是“本”，名教是自然的必然表现，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阮籍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表现出反儒的倾向。

5以“得意忘言”为方法。针对汉儒支离繁琐的解释方法，王弼郭象等强调在论证问题时应注意把握义理，反对执著言象，提出“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的方法。

6以“辨名析理”为其哲学的思维形式。玄学家重名理之辨，善作概念的分析与推理，辨析名理是其思维形式的基本特征之一。

玄学作为学术思潮，是顺着名教与自然之辩有无之辩和言意之辩这三大辩论来展开的，有无之辩为名教与自然之辩提供了理论支持，言意之辩为有无之辩提供了思维方式上的依据。名教，一般指以正名分定尊卑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和道德规范。自然，主要指天道自然，认为天是自然之天，天地的运转万物的生化都是自然而然自己如此的。

“名教”与“自然”的来源

“名教”和“自然”观念产生于先秦。孔子主张正名，强调礼治；老子主张天道自然，提倡无为。所以，孔子和老子被后世看作“贵名教”与“明自然”的宗师。

“名教”与“自然”之辩的过程

古代思想家们对名教自然以及这二者之间关系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

两汉时期，董仲舒为了确定“独尊儒术”的地位，他发挥孔子的正名思想，强调社会上的等级名分。而《淮南子》和王充则用道家的自然观念与董仲舒的名教观念相对抗。

魏晋时期，社会混乱，玄学家的哲学倾向和政治见解也各不相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就成为一个争辩的论题。玄学家们试图通过这一论题的争辩，把儒家的名教观念和道家的自然观念调和起来，为名教存在的合理性寻找新的理论根据。

正始时期，夏侯玄率先提出调和名教与自然的论题。正始十年（249）以后，嵇康阮籍对司马氏表面上标榜名教而实际上却篡权的行为非常不满，他们强调名教与自然的对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阮籍主张“心不存于矜尚”，“情不系于所欲”。他们认为名教是束缚人性的枷锁，是“天下残贱乱危死亡之术”，并非出于自然，期望没有“仁义之端，礼律之文”的自然境界。

西晋太康之后，门阀贵族子弟受阮籍嵇康影响而“放达”之风盛行，他们蔑弃名教，使名教发生危机。乐广批评当时的“放达”之风说:“名教中自有乐地，何必乃尔”。郭象对名教与自然的统一进行了论证，他认为名教即是自然自然即是名教，二者不可分离。他指出，事物现存的状态，即君臣上下，尊卑贵贱，仁义礼法，都是“天理自然”，“任名教”就是“任自然”。他认为“圣王”最能领会名教就是自然的道理，“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也即是说做帝王的虽然过着世俗生活，而精神却十分清高，“外王”（名教）和“内圣”（自然）是一回事。郭象在理论上使名教与自然的对立走向统一，虽然这个统一是虚构的。

东晋末期，陶渊明真正做到了弃离名教而全身心融入自然。在他看来，那种脱离名教的“自然”是自己本来应有的生活归宿，是“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和阮籍一样，他也贪恋酒杯，生活放荡，但他并不像阮籍那样始终在名教的羁绊中痛苦挣扎，而是安贫乐道，怡然自得。他的隐逸，不是名教与自然相互调和的结果，而是真正彻底地归与了自然融入了自然。所以当他成为隐逸士人的人格风范时，标志着玄学思想发展的极致，也标志着玄学“自然”观发展的终结。

徐干（707），东汉末文学家思想家，“建安七子”之一。字伟长，北海郡（今山东昌乐附近）人。有学术著作《中论》传世。

徐干自幼受家教薰陶。岁开始读五经，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以至父亲担心这样会伤害身体而时常加以禁阻。0岁之前已能背诵五经，并博览传记。言则成章，操笔成文，与孔融陈琳王粲阮瑀应玚刘桢并称“建安七子”。

徐干生活的时代，正值汉灵帝末年，宦官专权，朝政腐败。他“轻官忽禄，不耽世荣”。徐干的思想和人生价值观，主要以儒家正统思想为基调，这从他在《中论》一书中对儒家仁义道德观念和政治学说的种种强调可以得到印证。但他最终辞官归隐，他的这种行为似乎也受有道家思想的影响。

天道观

在天道观方面，徐干持“天道自然”的认识立场。一方面，他对凌驾于人之上的自然和社会力量感到一定的神秘莫测迷惘不解；另一方面，他也同样认为天是无目的无意志的，并不能主宰人事。在徐干看来，自然界和社会存在着“常道”和“变数”，事物的规律就由“常道”和“变数”构成，不能因“变数”而否定“常道”之存在及其作用，亦不能因为“常道”而否定“变数”的存在和作用。比如人的生命之长短与其性格心理以及修养状态是有关系的，孔子所说的“仁者寿”应是一种“常道”，不能因存在着“颜渊仁而夭死”这一“变数”而否定“常道”之存在。

名实论

名实思想在《中论》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考伪》《贵验》《谴交》《核辩》均涉及到了名实辩言问题。徐干认为，事物必须经过实践的验证才是可贵的。他主张不讲无益之言，像水火金石一样虽无言而人无不尽知其寒热坚刚之性。在《考伪》篇中他说：“夫名之系于实出，犹物之系于时也。物者春也吐华，夏也布叶，秋也凋零，冬也成实，斯无为而自成者也。若强为之，则伤其性矣，名亦如之，故伪名者皆欲伤之者也。人徒知名之为善，不知伪善者为不善也。”他主张以实为本，实立而名从之。他明确地指出“实名”与“伪名”的性质区别。以实为本之名属善，伪名者则属于恶。在如何对待名的问题上，他的这种求实的科学态度在今天仍有十分可贵的现实意义。

人才观

讨论人才评价标准和如何选人用人，也是《中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徐干提出了智慧重于德行的新观点。在徐干看来，圣人之所以为圣人，“非徒空行也，智也”。圣人是最能“尽聪明”而发挥聪明才智的人。圣人并非是空有德行，而是有智慧才能。圣人最看重有特殊智慧的人，他们能立功立事，有益于世，至于德行方面即使有些缺陷也不大紧要。相反，隐居独处的德行之士，虽有美行，但对社会却没有什么用处。在《智行》篇中，徐干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智慧能生财富民，能解救人民的苦难，最大限度地肯定了智慧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积极意义。

学习论

徐干非常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在《治学》篇中专门论述了学习的意义以及学习的方法。徐干认为，学习是君子修身养德建功立业，从而达到“身没而名不朽”的唯一途径。

刘劭，三国时魏国思想家。具体的生卒年不详，约生于汉灵帝建宁（87）年间，卒于魏正始（0）年间。字孔才，广平邯郸（今河北邯郸）人。

《人物志》约成书于曹魏明帝统治时期（7），是在推行九品中正品评人物选择人材的大背景下形成的，旨在为推行九品中正制在理论上提供依据，在实践上总结经验，以推动这一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全书共三卷十八篇，这本书不仅包含了刘劭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反映了汉魏之际的学术思想内容及其变迁，而且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专门论述考察才性以选拔人才的理论著作。

人是禀“元一”以为质的

就具体而言，刘劭认为人是五种不同性质的元一之气“五行”构成的，因此，五行之质即人之质，“五物恒性”，而在气禀的过程中摄取的数量不同，就会出现千差万别的具体之质。并且，人的各种德行，仁义礼智信也分别与五行及形体直接相连。他通过五行的流衍，论及了人的精神品质，以此作为人的才能高下品质优劣的内在根据。

质诚于中则形于外

刘劭认为，构成人的本质的五行之气在身体上都是有形的，所谓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而且“五物之实各有所济”，都有各自的功用和表达的质的特征。因而，人的内在本质必然要表现为“仪”“容”“声”“色”“情”“貌”等。如从“仪”来说，“心质亮直，其仪劲固；心质休决，其仪进猛；心质平理，其仪安闲……”总之，人的内在品质，必然表现为外在特征，这些就是品鉴人物的根据。

人禀阴阳以立性

“阴阳”是元一之气所具有的两种相互对立和统一的根本属性，如“动”与“静”。“性”是指人由于禀阴阳的兼偏而出现的拘抗宽急燥静等相与区别的性格特点。“阴阳清和”，则“中睿处明”，能动能静，动静适宜；阴阳失调则性分拘抗；“拘抗违中，故善有所章而理有所失”。

“质”与“性”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

质性具体统一便构成气质，这就是“材”。由于质的偏兼，性的拘抗，就使气质具有不同类型，使“材”具有不同的特点。材有全有兼有偏有依似有间杂。据此，刘劭根据人物的质性高下，把人才分为五等。“圣人”是最高的一种人，但不算是“材”，而是“德”的范畴，因为他兼有“众材”，“兼材之人，以德为目”。这种人各方面的内在特质与外在表现都是和谐统一和完善的。

能出于材

刘劭说：“夫人材不同，能各有异。”由于“五物各有所济”，就使一些人的气质具备了胜任某些工作和顺利完成一定活动所必需的各种能力，这就是“能”。材能既紧密相联系，又有一定区别。材为源，能为流；材为本，能为用；能决定于材，材又须通过能来表达。

总之，刘劭《人物志》力图以古代“元气”“五行”“阴阳”等学说来解释人材的某些本质性问题，从重视人的生理素质对人才形成的重要性和物质地解释人才问题的本质来说，是有积极的理论意义的，但这种解释忽略了人的社会性。

何晏（约0），三国曹魏时期的哲学家文学家，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汉末大将军何进之孙。何进因董卓之乱被杀后，其母尹氏被曹操纳为夫人，晏亦被收养，后来又娶曹操女儿金乡公主为妻。何晏性骄矜，曹丕曹植都讨厌他，所以长期得不到任用。至正始初，曹爽执政，何晏才被重用，擢为散骑侍郎，迁侍中吏部尚书。正始十年，司马懿发动政变，何晏作为曹爽党羽之一被杀。

何晏与夏侯玄王弼等倡导玄学，竞事清谈，遂开一时风气，为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何晏坚持以道解儒，他的思想主导方面属于道家，遂将道家思想引入他的玄学思想体系。何晏的主要著作有《论语集解》《道德论》《景福殿赋》等篇。

“贵无”的玄学本体论

在宇宙观方面，何晏改造了道家的宇宙生成说。《老子》在给道作质的规定时，虽常立它“无名”“无声”“无象”“不可系”，但实际上是把道当作一种实体看待的，何晏则认为“道”是“无”，是空无所有。如说：“夫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全焉。”其本意是说道没有任何具体事物的那种局限性，不偏执拘泥于某物某形某声。这样它就可以作为世界万物的本体。由此看出，何晏讲的“无”“无所有”是指事物的共性，“有所有”是指具体事物而言，讲的是个性。他认为，共性要概括所有事物，它本身只能是“无”。何晏不把“道”和“无”看成实体，并企图对宇宙进行逻辑的分析，这在克服宇宙生成论方面起了开路的作用。

自然无为思想

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何晏坚持和发展了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他在《景福殿赋》里说：“体天作制，顺时立政，远则袭阴阳之自然，近则本人物之至情……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谟。除无用之官，省生事之政，绝流遁之繁礼，反民情于太素。”这里虽然也景仰周公那样的儒者，但通篇都是讴歌道家的自然无为崇尚朴素的思想。何晏对道家的无为思想是有因有革的。道家的自然无为，一层含义是因循自然，遵从自然规律，顺物之性而作；另一层含义是，无所作为，乃至废弃科学文化政治伦常等制度。而何晏只主张顺乎自然，反对繁文缛节，主张清静无为，对于名教，他并不主张废除，只要求从简，“除无用之官，省生事之政”。这是对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进一步发挥。

王弼，字辅嗣，山阳郡高平县（治今山东省鱼台市东北）人，三国魏玄学家，出生名门大族。祖父王凯，是著名文学家王粲的族兄；父亲王业，官至尚书郎。由于家庭的熏陶和自身的天赋，王弼慧颖早成。十多岁时，便十分爱读《老子》等道家著作，能言善辩，颖悟过人。当时有位大学者裴徽，精通《易》《老》《庄》之义理，以善清谈而闻名。王弼前往拜访，交谈后，裴徽对这位年轻人肃然起敬。王弼由此而名声大噪，逐渐成为驰名当世的玄学大家。

正始年间（0），魏国朝政被宗族曹爽把持。曹爽为扶持亲信而任用一大批玄谈高手，为玄学的成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主持官吏选拨的何晏，是一位很有影响的大哲学家，对王弼哲学体系的完善产生了重大影响。王弼因何晏走入仕途，但从政非他所长，且不受重用，因此以专心研究玄学为务。正始十年正月，蓄谋已久的司马懿突然发动政变，废掉曹爽，政局大变。何晏因是曹爽主要党羽，被处死。王弼在这场政权更迭中被免官。但何晏的死使王弼悲伤不已，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同年秋天，因患传染病去世，时年仅岁。

王弼虽英年早逝，却著述颇丰。有《老子注》二卷《老子指略》，自成体系而又颇多发明；有《论语释疑》三卷；有《周易注》十卷《周易略例》，为《周易》的重要注本。在所有这些著作中，以《周易注》最为重要，被收入《十三经注疏》中。

“以无为本”的本体论

王弼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无”在哲学中的重要价值，他说：“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也就是说，万物虽千变万化，千差万别，但最终只能回到它们的共同根本“无”。“无”是抽象的，王弼对它的描述是：“听之不可得而闻，视之不可得而彰，体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尝”。这种无色无味无声无觉的东西就是“无”。正因为“无”什么也没有，所以什么都在里边，也就能孕育世界万物。同时，王弼更加明晰了“无”和“有”的哲学关系。王弼认为，“无”和“有”是一对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的矛盾，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无”是“有”产生的原因，而“有”是了解“无”的必然途径。“无”虽然生“有”，但二者在时间上不分先后，在空间上不分彼此，它们是本末和体用的关系。

言意之辨

王弼的“言意之辨”思想在魏晋玄学史乃至中国哲学史上都是十分重要的一章，其基本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周易略例明象》章中。“言意之辨”包含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有形的现象世界，即“共相的言象意”，认为属于思想层面的“意”，虽然很抽象深微，不能直接用属语言层面的“言”表达，但“言”可表达“象”，“意”则可以通过“象”而显示，即是可以用“言”和“象”来尽“意”。另一方面是无形的本体，即所谓“殊相的言象意”，是不可用“言”和“象”尽意，只能用“微言”来启发，用意会进行内心体验。王弼清楚区别“言”“象”“意”三者不同，对于理解语言和思想有很大启示。

圣人有常情

对圣人的讨论，一向是玄学家们关注的焦点。焦点中的一个问题是，圣人有无喜怒哀乐等人之常情。一般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就是因为他们超越了常人的情感羁绊，因而才创造了无比辉煌的业绩。但王弼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圣人也是人，肯定也有自已的喜怒哀乐。圣人超过常人的只是他们特出的智能。圣人遇到重大悲喜时，他们的情绪也有相应的反映。只是因为圣人能体察到“无”的道理，从而被圣人的这种假象所蒙蔽，那就大错特错了。王弼对圣人的看法是比较开明的，在一个到处充斥着对圣人顶礼膜拜的封建时代，能有这样的认识是很不容易的。

阮籍（0），字嗣宗，陈留尉氏（河南今县）人。父亲阮瑀，是有名的“建安七子”之一。

阮籍是一位诗人，又是一位思想家，一生著述宏丰。《乐论》《通易论》《通老论》《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是他在哲学政治思想方面的主要著作。由其著作来看，阮籍的哲学政治思想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崇尚儒学期

大约在正始以前，也就是阮籍0岁之前，他“本有济世意”，《乐论》是这时期的代表。在《乐论》里，他赞颂礼乐的教化作用，强调要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道德规范。他说：“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人安其生，情意无哀，谓之乐。”这时的阮籍把礼正乐平看成是“固上下之位，定性命之真”的表征，是“四海共其欢，九州一其节”的反映。为此，他对魏明帝时期的弊政深表不满。

推崇老庄，主张名教自然相结合期

大约在0岁前后，在玄学思潮的影响下，阮籍已转而用道家思想去解释儒学，主张名教本之于自然。《通老论》和《通易论》可视为这一时期的作品。在《通老论》中，他强调要因循自然，说：“圣人明于天人之理，达于自然之分，通于治化之本，审于大慎之训。故君臣垂拱，完太素之朴；百姓熙怡，保性命之和。”这里讲的“天人之理”，实际上就是名教与自然的结合。在《通易论》中，阮籍对名教和自然的关系作了进一步发挥，认为“《易》顺天地，序万物，方圆有正体，四时有常位，事业有所丽，鸟兽有所萃，故万物莫一也”。这种因循自然的哲学观点，表现在政治思想上便是无为而治。他说：“是故圣人以建天下之位，定尊卑之制，序阴阳之道，别刚柔之节，保之者身安，失之者身危。”为此，他希望为人君者，“在上不凌乎下”；为百姓者，“处卑而不犯乎贵”。这样，就会出现安定太平的局面。

倡导“无君”说，诋毁礼教期

正始十年发生的“高平陵事件”，使阮籍的思想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大人先生传》和《达庄论》是这一时期思想的代表。在《达庄论》中，他否认有主宰天地万物的神，还认为那些“诵乎六经之教，习乎吾儒之迹”的人是伪君子，是“出媚君上，入欺父兄”岌岌于名利富贵的可怜虫。在《大人先生传》中，他进一步讽刺那些礼法之士，不过是“饥则啮人”的钻进裤裆里的虱子。阮籍在鄙弃虚伪的礼教前提下，主张建立一个“无君”的社会，他的论点是：“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物理”。他认为，“夫无贵则贱者不怒，无富则贫者不争”，没有贫贱富贵，没有君臣礼法，才是一个理想的“至德之世”。阮籍这种无君无臣无富无贵的思想，实际上是在反对司马氏集团，反对虚伪的礼教。但他为了生存不敢公开去反对他们，因而在生活行为上故意违礼背俗，纵酒佯狂。

总而言之，阮籍的哲学观点和政治思想，比何晏王弼的“贵无论”前进了一大步。他的无君臣无贵贱无贫富的主张，反映出他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的认识，以及对理想社会的向往。

傅玄（778），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东南）人，西晋初年的文学家思想家。

傅玄年幼时，任扶风太守的父亲不幸病死，傅氏家族从此陷入困境。生活的变迁使傅玄过早经受了严峻生活的锻炼。由于他出身士族世家，没有泯灭报效国家的壮志，凭借聪颖的资质，发愤苦读，经史子集无所不览。

魏齐王正始元年，年仅二十出头的傅玄，被州郡举为秀才，任郎中。正始六年，升为著作郎，与阮籍等名士参与编撰《魏书》。后又升任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初步显示了自己的政治才华。

曹魏末年，司马氏掌权，傅玄依然深受器重，被封为鹑觚男，并担任散骑常侍。晋王司马炎对其十分信任，频频迁升其爵职，直至司隶校尉。

晋武帝即位之初，傅玄参掌谏职。鉴于当时门阀世族专权，吏治败坏，他上疏建议整顿朝纲，严肃吏治，区分良莠，选贤任能。他认为，帝王必须有良臣辅弼，才能治理好天下，因此，应把选官用人作为治国之本和王政之急。他的奏疏深受晋武帝的赏识，遂升为侍中。泰始四年（8年），任御史中丞。

魏晋之际，玄学盛行，士族子弟崇尚清淡，多以《老子》《庄子》《周易》为立言之本，傅玄对这种于世无补的空谈之风颇为反感。

傅玄的政治哲学经济及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其著作《傅子》中。

元气论

在哲学上，傅玄基本上倾向于朴素唯物主义。他认为“元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本元素。他说：“浩浩元气，遐载太清，五行流迈，日月伐征，随时变化，庶物乃成。”又说：“昔在浑成时，两仪尚未分，阳升垂清景，阴降兴浮云，中和合氛氲，万物各异群。”以“元气”始分阴阳说明自然宇宙万物的生成和演化，发展了汉以来元气一元论的宇宙论，开了魏晋南北朝神灭论的先河。

顺应天时，重视人力人事的作用

傅玄认为，客观规律是不能违背的。他说：“夏令披裘，冬令披褐，虽有严令，终不肯从者，逆时也。”可见，逆时而动，严令责成，以主观意志一味孤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那是行不通的。但是，人在自然面前，又不应该是无能为力无所作为的。有的情况下，人力是可以胜天的。比如，不顾水田旱田之客观实际，硬要在旱田里徒费功力，是不可行的；看不到水田具有旱涝保收的条件，不懂得“人力”能使“地利”发挥作用的道理，更是不可取的。

贵学轻言

在认识论上，傅玄也是唯物主义的。他攻击玄学是“虚无放诞之论”，力图挽救传统儒学济世救时的地位，目的是为司马氏政权服务。他认为儒学是“王教”“至教”，是不能怀疑的；礼教“三纲”是“大本”，而玄学则是“巧言”“空言”。因此他一方面提倡“贵教”“贵学”，另一方面主张严格审验“饰辩”之言。

杨泉字德渊，生卒年不可考。三国时期吴国人。关于他的事迹，史书上有关的记载也很少，只知道他是吴国的“处士”。晋太康元年（80年），吴国被晋灭亡，杨泉入晋，据虞世南《北堂书钞》引《晋录》的记载，会稽相朱则曾推荐他为官，晋朝廷诏拜为郎中，但未就职。他是吴晋间一位隐士，可能是终身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

据史志记载，杨泉著有《物理论》十六卷《太元经》十四卷《杨泉集》二卷。其中《物理论》仅存几种辑本，是原书的一小部分。后二者大部分佚失。

《物理论》是反映其哲理思想的代表作。在这部著作中，杨泉表述了自己独特的天体学说，并由此构建了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体系；在观察解释天地万物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生活方面，发表了极有价值的见解。

水一元论

杨泉说：“成天地者气也。”仅就此看，好像他讲的是气元论，实际上并非如此。他说：“所以立天地者，水也。”这句话，可以解释为天地立在水中。在《物理论》的另一篇说：“所以立天地者，水也。夫水，地之本也。吐元气，发日月，经星辰，皆由水而兴。”照这个说法，水是地之根本，天地元气以及日月星辰，都是从水产生出来的。照这些话看起来，杨泉的宇宙发生论，不是气一元论，而是水一元论。

杨泉的水一元论大概是认为水是根本。水里的混浊部分，下沉成为土。水变为蒸气，就成为天。杨泉说：“土气合和而庶类自生。”这个气就是天，土就是地，土气合和就是天地合和，庶类就是万物。在这种天地和合的情况下，万物皆自然发生。“自”字很重要，就是说这里用不着上帝，用不着造物者。

形死神灭论

关于形神问题，杨泉说：“人含气而生，精尽而死。死犹澌也，灭也。譬如火焉，薪尽而火灭，则无光矣。故灭火之余，无遗焰矣；人死之后，无遗魂矣。”就是说：身体和精神的关系，就如燃料与火的关系。燃料烧完以后，不会有余光；身体死了以后，也不会有余魂。这也是继承桓谭的形死神灭的唯物主义的理论。

人力可胜天

关于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杨泉宣扬人力可以胜天。只要充分发挥人力，就能够充分利用土地的资源。在发挥人力方面，杨泉极力称赞机械的作用。他作有一篇《织机赋》称赞织布机。这篇赋的开始，用一种封建社会中称颂皇帝的话，称颂机械。对于机械，可以说是推崇备至了。末尾的几句话是说机械的制造，是应用自然的规律，以满足生活的需要。这种对机械的看法，也是唯物主义的。对于制造机械的工匠，杨泉更为颂扬。这在封建社会时代是很难得的。

嵇康（或），字叔夜，谯郡铚县（今安徽濉溪）人。“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三国魏末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嵇康幼年丧父，成年后娶长乐亭主为妻，任郎中，中散大夫。嵇康不喜为官，平时以打铁为乐（一说以此谋生）。大将军司马昭曾想聘他为自己的掾吏，嵇康坚守志向不愿出仕，并躲避到河东。司隶校尉钟会想结交嵇康，但嵇康与向秀在树荫下锻铁，对于钟会不予理睬。钟会准备离开时，嵇康开口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从此有了怨结。

景元二年，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升迁之前举荐嵇康代替自己的位置。嵇康写下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明自己的心志。嵇康原本与东平吕巽吕安兄弟为友。吕安之妻被其兄吕巽奸污，吕安原本准备休妻并起诉吕巽。吕巽请嵇康从中劝解，但是吕巽怕吕安反悔，后来抢先告吕安不孝（司马昭当时标榜孝）。嵇康义不负心，写信与吕巽绝交，并出面为吕安作证，因此也被收押。钟会劝司马昭乘此机会除掉嵇康，判处其死刑。

临刑前，嵇康如同平常一般。他顾看日影，离行刑尚有一段时间，便向兄长要来平时爱用的琴，在刑场上抚了一曲《广陵散》。曲毕，嵇康把琴放下，叹息道：“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说完，嵇康从容就戳，年仅四十岁。

嵇康的著作流传下来的有鲁迅辑校的《嵇康集》戴明扬的《嵇康集校注》。

“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政治思想

儒家名教和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自两汉以来即是统治者束缚下民维护封建统治的得力工具，司马氏觊觎君位，无法利用忠节就倡导并特别突出一个“孝”字。嵇康对此深恶痛绝，他强调了“名教”和“自然”的对立，主张取缔假礼法，“越名教而任自然”。他说：“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他认为六经与礼法都是统治者用以束缚人性的工具，只有恢复人的本性，才能符合自然的规律，社会上存在虚诈和争夺，是统治者假造所谓仁义道德的结果。嵇康的这种观点具有积极意义。

嵇康不仅主张摒弃“名教”，而且还希望建设无伪无争的社会。他说：“鸿荒之世，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竟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也。若此，则安知仁义之端，礼律之文？”嵇康所以如此称赞愚昧的原始社会，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他真的想开历史倒车，而只是不满于现实，借古讽今而已。

唯物主义自然观

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嵇康哲学思想的基础，他认为世界的本源是“元气”，这是从王充那里继承过来的。嵇康的唯物主义思想大量地体现在他的《声无哀乐论》一文中。文中对世上流传的一些迷信传说提出了有力的批驳。在声音与人的感情关系上，嵇康反复强调声音本身并无所谓哀乐，只是“物之自然”，和人内心的喜怒哀乐并不相干，声音乃人们意志之外的客观存在。嵇康这种看法符合唯物主义原则，但是他没有把自然的声音（声波）同经过人为艺术加工的音乐区别开来，就否定了音乐的社会性。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音乐必然体现着作者的思想感情，这是不能与声音等同的。在人的形体和精神关系上，嵇康认为二者是相互依赖的，但未分别主次。

“求之自然之理”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嵇康的认识论强调对自然的认识问题，他认为判断事物不能只靠感性认识，更重要的是做出理性判断。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反映事物的本质。如果没有掌握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只以古人的话为依据，进行无休止的推论，是无法得到正确认识的。他反对“以己为度”的主观臆断。他说：“故善求者观物于微，触类而长，不以己为度也”。同时，嵇康也强调用“效验”来鉴别认识的真伪，他说：“夫所知麦之善于菽，稻之胜于稷，由有效而识之”。说明嵇康是强调认识问题应当有客观标准的。正因为这样，嵇康才敢于反对“立六经以为准”“以周孔为关键”的俗儒认识标准。

裴頠（700），字逸民，河东闻喜（在山西）人。其父裴秀是西晋王朝的开国功臣之一。裴頠少时聪悟有识，很早就因善谈《老子》《易经》而知名于世。曹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年），他由大将钟会推荐，做了辅政的大将军司马昭的僚属，后升为尚书郎。其后仕途一帆风顺，但后来还是因“八王之乱”而死。

裴頠的著作有《崇有论》和《辩才论》。《辩才论》大概是讨论当时所谓才性问题的，还没有写成，他就被害了。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崇有论》，《晋书》把它完全载入裴頠的传中。裴頠的《崇有论》是反对王弼何晏的，是他们的“贵无论”的对立面，但它还是玄学理论。他和“贵无论”的斗争，是玄学内部的斗争。裴頠《崇有论》的落脚点是维护名教制度的，是想把人们从“任自然”的边缘拉回现实中来的。裴頠的主要观点如下：

“道”和“万有”

裴頠所说的“有”是指“万有”，即现实存在的事物。“崇有”就是注重现实存在的事物。他认为万有的整体是最根本的“道”；“万有”不是由“无”产生的，而是“自生”的，因此又说“自生而必体有”。他明确地说：“夫至无者，无以能生。”否定“有生于无”的唯心主义观点。

万物生化有其“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