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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大吃一惊。

高庆武、陶慧宗竟然决意离开汪氏，不仅仅如此，两人还已经成功盗取了汪伪与日本人的谈判密约。

要知道，无论是高庆武还是陶慧宗都是汪填海的亲信大将，两人都可以说是全程参与了汪填海所谓和平新政权的筹备工作，更是全程参与了汪氏与日本人的一系列所谓之‘和平’谈判。

如此两位汪氏大将，竟然突然抛弃汪填海，毅然决然反正，这着实是令程千帆震惊。

不过，仔细一琢磨，程千帆却又觉得似乎并不奇怪。

高庆武和陶慧宗乃汪氏股肱干将，可以说是为汪伪政权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的。

眼见得新政权成立在即，根据程千帆从刘霞那里所获得的内幕消息是，高庆武的初衷是谋求外交部长的，而陶慧宗则想要干教育部长，继续自己的教育老本行。

不过，汪伪政权的改组名单已经定下来了，汪填海只给了高庆武一个外交部次长的头衔，而陶慧宗则被派作宣传部部长，这均和两人的期待相差太远。

所以，要说高庆武和陶慧宗此时已然对汪填海有些不满，这应该并非妄下结论。

此外，程千帆对于陶慧宗较为了解，此人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个文人，或者说是一个有一定理想的文人。

二十年代初的时候，国内知识界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

陶慧宗提出，中国不是典型的封建社会，而是士大夫和贵族结合起来剥削平民的社会。

在不少历史学家看来，陶慧宗的社会史是“旁门左道”，因此也引起很大争论。

陶慧宗与很多人展开了大论战，而此次大论战的论文后来结集成《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出版，一时洛阳纸贵，销售一空。

程千帆在读书的时候，也曾经阅读并且研究过陶慧宗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对此人的学术思想、政治思想都有过一定的研究。

陶慧宗与汪填海结识，那是在民国十六年，北伐战争爆发的时候，陶慧宗受聘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兼军法处处长，见到了“传说中的”汪填海，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

陶慧宗兴奋之余顿生“莫名的好感”。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陶慧宗就有意无意地向汪填海靠近，而汪填海也颇为欣赏陶慧宗的才华和能力，两人关系日益密切起来。

后来，陶慧宗因与农会的冲突，脱下军装投身教育。

卢沟桥事变后，陶慧宗受常凯申的邀请，辞去北京大学教授之职，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专事国际宣传，从此脱离讲堂步入官场。

此时的陶慧宗还是主战派。

然后随着国土逐渐沦丧，国军节节败退，陶慧宗对常凯申大为失望，常常借酒浇愁，更不时地站在国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国民参政会会长汪填海的一边，在“指责”常凯申的同时，对汪填海推行的“和平路线”拍手叫好。

然后，便是一头扎进了汪氏所谓之和平救国运动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