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巩（1/4）

列女传目录序

刘向所叙《列女传》，凡八篇，事具1《汉书》向列传2。而《隋书》3及《崇文总目》4皆称向《列女传》十五篇，曹大家5注。以《颂义》考之，盖大家所注，离其七篇为十四，与《颂义》凡十五篇，而益以陈婴母及东汉以来凡十六事，非向书本然也。盖向旧书之亡久矣。嘉祐6中，集贤校理苏颂始以《颂义》为篇次7，复定其书为八篇，与十五篇者并藏于馆阁。而《隋书》以《颂义》为刘歆8作，与向列传不合。今验《颂义》之文，盖向之自叙。又《艺文志》有向《列女传颂图》，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乱，古书之在者少矣，而《唐志》录《列女传》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无录，然其书今在。则古书之或有录而亡，或无录而在者，亦众矣，非可惜哉!今校雠9其八篇及其十五篇者已定，可缮写。

初，汉承秦之敝，风俗已大坏矣，而成帝后宫赵、卫之属10尤自放。向以谓王政必自内始，故列古女善恶所以致兴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11}之娠文王也，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又以谓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视听言动者，皆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顾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闻，盖为之师傅保姆{12}之助，《诗》《书》图史之戒，珩璜琚踽{13}之节，威仪动作之度。其教之者虽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尝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义归于反身{14}，《二南》之业本于文王，夫岂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兴，能得内助，而不知所以然者，盖本于文王之躬化，故内则后妃有《关雎》之行，外则群臣有《二南》之美，与之相成。其推而及远，则商辛之昏俗，江汉之小国，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谓身修故国家天下治者也。后世自学问之士，多徇于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家室既不见可法，故竞于邪侈，岂独无相成之道哉！士之苟于自恕，顾利冒耻{15}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处显也，然去《二南》之风亦已远矣，况于南向{16}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劝戒之意可谓笃矣。

然向号博极群书，而此传称《诗?芣苢》{17}《柏舟》《大车》之类，与今序《诗》者之说尤乖异，盖不可考。至于《式微》{18}之一篇，又以谓二人之作。岂其所取者博，故不能无失欤？其言象计谋杀舜及舜所以自脱者，颇合于《孟子》。然此《传》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19}者，盖亦不足道也。凡后世诸儒之言经传者，固多如此，览者采其有补，而择其是非可也。故为之叙论以发其端云。

1具：陈述。2《汉书》向列传：《汉书》的《刘向列传》。《汉书》，二十四史之一，东汉班固撰，有纪、表、志、传共百篇。3《隋书》：二十四史之一，唐魏徵等撰，八十五卷。4《崇文总目》：书名，宋王尧臣等编撰，六十六卷。5曹大家（gu姑）：班固妹斑昭，字惠姬，嫁曹世叔。夫亡，汉和帝召入宫，令皇后贵人师事之，号“曹大家”。大家，古代对女子的尊称。6嘉祐：宋仁宗年号。{7}集贤校理：官名。全称集贤殿校理，为校勘书籍之职。苏颂：字子容，晋江（今福建泉州市）人。8刘歆：刘向之子，字子骏，西汉文学家。9校雠（chou仇）：校对。10赵、卫之属：均为汉成帝妃嫔，恃骄专宠，祸乱朝纲。赵，赵飞燕及其妹妹。卫，卫婕妤。{11}大任：姓任，周文王之母。大，同“太”。{12}保姆：古代君主妻妾中专事抚养子女的人。{13}珩璜琚瑀（henghuangjuyu衡黄居禹）：均指佩玉。古人常佩带玉石，佩时分左右，上双珩，下双璜，中缀琚瑀下垂于两璜之间。行走时相触而成声，以为趋走之节制。{14}反身：反观自身，即严格要求自己。《易?家人》：“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15}顾利冒耻：见利忘义，不顾羞耻。{16}南向：古代以面向南为尊位，帝王之位即坐北朝南。{17}《诗?芣苢（fuyi浮以）》：《周南》篇名。《诗序》以为此篇言后妃之美，其声平和，表示妇人乐有其子。而《列女传》则谓此篇言妇人嫁于蔡国而其夫有恶疾，其母逼其改嫁，不听，故作《芣苢》之诗。{18}《式微》：《诗经?邶风》篇名。《诗序》云此诗是黎侯寓于卫，其臣劝以归而作。{19}不道：不记载，不说。

《列女传》，汉代刘向著，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妇女人物传记。书中收录旧史遗文中105名妇女的故事，按她们的德行种类分为“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辨通”“孽嬖”七类，另有《颂义》一篇。其中前六类大致都属于作者认为值得称扬和取法的人物，后一类则将先秦史书曾记载过的淫邪以致亡国的妇女，如妲己、褒姒、卫宣姜、鲁文姜、骊姬、夏姬等，一一列出，予以批判。

《列女传》流传至北宋，已有些许错讹，本文是曾巩在史馆整理古籍时，特意整理了此书，并写下了这篇序文，大致作于嘉祐六年到治平四年（1061—1067）期间。主要是论述《列女传》的版本源流，并沿着原作的主旨加以讨论，借题发挥，以表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这篇目录序，在介绍《列女传》篇目次第的基础上，进而以儒家自我修养中所奉行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为基础，充分肯定了《列女传》的思想价值。

文章首段概括叙述了《列女传》的流传和整理情况，并明确指出作此书的目的是“王政必自内始，故列古女善恶所以致兴亡者以戒天子”，并反复加以论述。特别叙述周文王的母亲大任在妊娠期间的表现，和后世那些淫乱邪恶的后妃相对比，围绕君主的修养与国家安危的关系充分展开议论，反复称扬刘向撰述《列女传》的意图，将帝王母亲、后妃对帝王品德，乃至国家社稷安危的影响，说得深刻透彻。曾巩认为，后天的教育很重要，但是“内助”的影响更大，它往往会直接决定一个帝王的品格和修养。譬如文王之所以兴盛，就是得益于母亲的教化。“故内则后妃有《关雎》之行，外则群臣有《二南》之美，与之相成”，再推及远处，乃至天下大治，都离不开一个“内助”。

行文至此，曾巩笔锋一转，发出感慨说：“如此人者，非素处显也，然去《二南》之风亦已远矣，况于南向天下之主哉！”得出自己的论述“向之所述，劝戒之意可谓笃矣”。收尾干净利索，同时总结前文，回归于刘向著书的本意上。这是全篇议论的着力处，叙述和议论在此升华，紧扣文章的中心：阐述母亲的德行与教育，对后来做帝王的子女的影响及作用。

这篇文章是曾巩散文风格已经成熟时期的作品，集中地体现出曾巩散文的特点：儒雅博厚，曲折绵密。李塗在《文章精义》中说此文“平平说去，宜宴不断，最淡而古”。文中所表现的思想和文章的写法，最能体现出曾巩散文结构的严密和其驾驭文字的能力，得到了后世学者的肯定。

后人评论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曾文定公文钞》卷四：“子固诸序，并各自为一大段议论，非诸家所能及。而此篇尤深入，近程、朱之旨矣。

战国策目录序

刘向所定1《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2称十一篇者阙3。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4，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5，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6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7。其设心注意8，偷9为一切之计10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11}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12}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13}，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14}。至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诱{15}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1定：编定。2《崇文总目》：书名。宋王尧臣等编撰，六十六卷。3阙：同“缺”。4法度：法律制度。5用：施行。6二帝三王：二帝指尧、舜。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7易合：容易迎合各国国君。8设心注意：居心和用意。设，置。注，措。9偷：苟且，私下里。10一切之计：一时权宜之计。{11}寤：通“悟”，醒悟。{12}正：政治。{13}有为神农之言者：《孟子?滕文公上》：“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许行，战国时楚人，曾见滕文公，陈述神农的主张，力主君臣同耕、自食其力。孟子在书中记叙了许行的见解，并加以驳斥。神农，传说中的“三皇”之一，又称炎帝。{14}著而非之：记载下来并予以批评。著，记载。非，反对。{15}高诱：东汉学者，涿郡（今河北涿县）人，曾注释《战国策》等书。

刘向所整理的《战国策》，流传到宋代，已残缺不全，并且出现了许多错讹。曾巩访求残缺，考订谬误，将其补充修缮，还写了这篇序文。本文作于宋仁宗嘉祐后期曾巩校书史馆时，此期间正是曾巩散文艺术风格成熟阶段，本文堪称是他博厚文风的一篇代表作。

当时，朝廷上下正因为变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激烈辩论，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看待“祖宗法度”。保守派以为祖宗之法不可变更，而力主变法的王安石则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不法先王之政，而法先王之意的主张。曾巩是赞同王安石的看法的，本文便是借评价刘向《战国策》，阐述了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主张。

本文在布局上非常严谨。无论是就全篇而论，还是从具体的段落来看，这种特点都十分明显。文章首先叙述了《战国策》一书的勘校情况，而后展开议论，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结尾又回归于《战国策》注本，首尾呼应，浑然一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间的议论部分，指出战国策士是“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曾巩有着深厚的儒学修养，同时又是一位极为博学的作家，他在文中将所有的论述与儒家的基本理论及以往的历史事实结合得非常紧密，从而将道理阐发得极为明白。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曾巩采用了正反对比的手法。先举出孔于和孟子为例，正面说“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这也是一个衡量的标准。进而举出战国策士的行为作为对照，证明这些策士导致杀身亡国的原因是有悖于先王之意，这也与王安石当时的主张是一致的，可见他论述的是战国策士，而所阐发的，却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政治主张。

后人评论

王慎中：“此序与《新序目录序》相类，而此篇为英爽轶宕。”（《唐宋八大家文钞?曾文定公文钞》）南齐书目录序

《南齐书》八纪，十一志，四十列传1，合五十九篇，梁萧子显2撰。始，江淹3已为《十志》，沈约又为《齐纪》，而子显自表4武帝，别为此书。臣等因校正其讹谬，而叙其篇目曰：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故虽有殊功韪德5非常之迹，将暗而不章，郁而不发，而梼杌嵬琐奸回凶慝之形6，可幸而掩也。

尝试论之。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

何以知其然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为治天下之本。号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设，其言至约，其体至备，以为治天下之具，而为二典7者推而明之。所记者岂独其迹也？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小大精粗无不尽也，本末先后无不白也。使诵其说者如出乎其时，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谓明足以周万事之理，道足以适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则方是之时，岂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盖执简操笔8而随者，亦皆圣人之徒也。

两汉以来，为史者去之远矣。司马迁从五帝三王既没数千载之后，秦火9之馀，因散绝残脱之经，以及传记百家之说，区区10掇拾，以集著其善恶之迹、兴废之端，又创己意，以为本纪、世家、八书、列传之文，斯亦可谓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11}谬乱者，亦岂少哉？是岂可不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

夫自三代以后，为史者如迁之文，亦不可不谓隽伟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顾以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何哉？盖圣贤之高致，迁固有不能纯达其情而见之于后者矣，故不得而与之也。迁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至于宋、齐、梁、陈、后魏、后周之书，盖无以议为也。

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12}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岂夫材固不可以强而有邪！数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暧昧，虽有随世以就功名之君，相与合谋之臣，未有赫然得倾动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时偷夺倾危{13}、悖礼反义之人，亦幸而不暴著于世，岂非所托不得其人故也？可不惜哉！

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岂可忽哉！岂可忽哉！

1纪：亦称“本纪”，古代史书中的一种体裁，多用以记述帝王的主要事迹或一代的大事。志：古代史书中的一种体裁，记叙典章制度及州县建制、山川地理的变革情况。列传：古代史书中的一种体裁，用以记载帝王之外各类历史人物的事迹。2萧子显：字景阳，南兰陵郡（今江苏常州）人，官至吏部尚书。著有《南齐书》等。3江淹：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人。南朝齐、梁时期著名作家。4表：表彰，彰显。5韪（wei伟）德：美德。6梼杌（taowu桃误）：古代传说中的怪兽名。此处比喻恶人。嵬琐：卑劣猥琐。奸回：奸诈。凶慝（te忒）：凶恶。形：面目，劣迹。7二典：指《尚书》中记载尧、舜事迹的《尧典》和《舜典》。8执简操笔：负责文书工作的人。简，魏、晋以前用来书写文书、史传的一种人工削制而成的竹片。9秦火：指秦始皇焚书之举。10区区：一点一点地。此处引申为辛勤的意思。{11}采摭（zhi直）：采集摘取。{12}藻缋（hui会）：文采。{13}偷夺倾危：指阴谋篡夺政权、颠覆国家的人。

本文是曾巩整理南北朝时梁代萧子显所编撰的《南齐书》时写的一篇序文，作于他在馆阁校勘古代典籍时期。《南齐书》是记叙南朝齐一代的史书。南齐是我国南北朝时期继刘宋之后建立的一个王朝，立国仅短短的24年。萧子显是南齐开国皇帝齐高帝萧道成的孙子，因而在书中处处为自己的祖父和家族回护甚至加了许多溢美之辞，因此后人对这部史书便颇多非议。

曾巩也表现出对这部史书的不满，认为它有意篡改历史，以致一些应该予以颂扬的历史人物没有得到很好的表现，而一些“偷夺倾危、悖礼反义之人”反而被美化，使其恶行未能暴露于天下；其语言又“刻雕藻绩”，即刻意追求华丽。于是他在整理完萧子显的这部拙劣的史书之后，便写了这篇目录序，来阐述自己对史书与一个史官的看法。

本文的重点也不在于介绍原书的体例、流传及整理情况，而是借《南齐书》的得失引发议论，阐述自己的认识，充分表现自己的史学观。作者明确指出，一部史书是否优秀，取决于它能否“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既然史书编写的目的是使后代君臣能以史为鉴，去奸佞、远小人，推行正确的治国方略，建立清明的政治，那么史家的水平、素质和作史动机就显得尤为重要。由此看来，萧子显根本就不具备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所应有的基本素质。

曾巩在综论历代史家、史书优劣得失的基础上，义正辞严地说，一个优秀的史家应该具备四个基本的条件：“明”“道”“智”“文”，即识见、思想、才智和文采。“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但作者却没有由此而直接转入对萧子显和《南齐书》的批判，而是进而举出历史上优秀的史书和优秀的史家为具体的事例。他举出《尚书》中的《尧典》《舜典》作为例证，认为这些儒家经典的作者才具备这样四个条件。

而历代以来，并非所有的“任政者”都是圣哲贤士，“执简操笔”的史官也非都是“圣人之徒”，史书出现谬误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所托不得其人”，所以即使连《史记》也有许多“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之处，这是因为司马迁也不具备上述四个条件，才会有这样的失误。

现在看来，虽然他对《史记》及其作者司马迁的评价显然有失偏颇，但曾巩所提出“良史”的四个条件，应该说是非常有道理的，因而也得到后世学者的充分肯定。

从文章结构上来说，本文承续了曾巩一向的绵密周匝的文风，值得细细品读。开头借对萧子显的《南齐书》进行批评，来展开关于良史标准的讨论，以极简略的笔墨介绍《南齐书》的篇目，然后立即指出，南齐短短24年的历史，“江淹已为《十志》，沈约又为《齐纪》”，说明萧子显《南齐书》的编撰背景和意图，目的是由事及议，引出全篇议论。而后展开议论，提出史书编撰的目的是为了以史为鉴，是有益于国家社稷的观点，并分析史书失实的原因是“所托不得其人，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故虽殊功韪德非常之迹，将暗而不章，郁而不发，而祷杌嵬琐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作为“良史”的标准，同时也文章末尾对其作者进行批评的伏笔。可谓是入木三分，气势磅礴，环环相扣，一气呵成。

后人评论

张伯行：“南丰推本唐、虞二典，抉摘史家谬乱，而结之以明夫治天下之道，直为执简操笔者痛下针砭。”（《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四）赠黎安二生序

赵郡1苏轼，余之同年友2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予。读其文，诚闳3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

顷之，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4，将行，请予言以为赠。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于心矣，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黎生曰：“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5。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

余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6止于笑乎？然则若余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余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7。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