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7章 辅弼(十七)症结(下)（1/2）

通常说军事勋贵也好，武将集团也罢，在大明开国早期其实都是一回事，只不过一个侧重于表现这个集团的顶层，一个则表示得更加全面。总之，其实就是指随着朱元璋崛起一直到定鼎天下期间成长起来的军官集团。只是随着时间推移，后来一般称之为勋贵集团。

明朝前期能收到税，除了存在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承担税收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长期存在一个不仅自己能合法免税，还能强迫官绅等富人阶层多纳税的世袭特权阶层——勋贵集团。

后世的人们总是将大明中后期的宦官看得很厉害——显然这是错误的，不是宦官厉害，而是宦官背后的皇权厉害——却忽视了勋贵的存在。然而，实际上勋贵一直都是明朝权力游戏中的重要一环。高务实之所以早在少年时期就首先拉拢勋贵集团，也正是由于他“前世”就搞懂了这一点。下面具体来说说他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

站在后人的上帝视角来看，朱元璋的理想其实是“大明与勋贵共天下”。主要由明朝勋贵子弟组成、权势滔天的锦衣卫，不仅是明朝皇室“与勋贵共天下”的表现之一，也是明朝皇帝收税的重要助手。

但是，后来勋贵集团却逐渐失势，逐渐无力继续逼迫官绅等富人阶层多纳税。那么问题来了，勋贵集团为何会失势？很多人第一反应肯定是：土木堡之变。

这个答案没错，但并不是简单的由于土木堡之变“把勋贵死绝了”——勋贵怎么就死绝了啊？有几家勋贵因为土木堡之变而绝嗣了？那一票国公爷、侯爷、伯爷不都有人继承吗！

其实是因为以土木堡之变为起点，大明发生了军事贵族集团的大换血。前期能打仗、会练兵的老勋贵损失严重，勋贵世家出现了内部在军事技能上的青黄不接，导致后来袭爵的年轻一代勋贵没有军事技能传承，也不知道五军都督府到底该干些什么——就算知道也干不利索。

于是，一贯由五军都督府管理的各级卫所全面失去管束，在很短的时间里快速腐化堕落，力量急剧衰落。尤其是内地卫所，没多久便彻底失去了战斗力。边疆卫所稍微好一点，因为他们直面战争，就算传承上损失不小，但战争本身也能教会他们该做什么，只是这会损失很大罢了。

话说回来，到了这一步还能怎么办呢？只能用税收招募的营兵，取代大量逃亡、吃不饱饭的卫所兵，替代成为维持大明统治的主要力量。

与此同时，由于以于谦为代表的统兵文官在土木堡之变后续的危机中表现亮眼，所以科举出身的军事文官又逐渐取代勋贵，掌握了大明大部分实际具备战斗力的军事力量。

由于土木堡之变是大明“重文轻武”与文官势力崛起的起点，因此现代部分观点一提到土木堡之变时就有了阴谋论，认为勋贵集团是被文官集团“暗算”的。

其实哪有那么多阴谋，土木堡之变最多也就是灭掉了北方地区的一代老勋贵，北方的勋贵子弟和南方地区的勋贵可都活着呢！

哪怕由于土木堡之役的消耗，靖难系勋贵势力严重衰退，但在大明的南北二京之中，勋贵的力量仍然不容忽视。因为保卫南北二京的京营和锦衣卫，向来而且一直都在勋贵们的控制当中！

换句话说，皇帝本人一直都在勋贵集团的保护之下！崇祯“圣君”之所以可以轻而易举搞掉魏忠贤，归根结底的原因就是魏忠贤根本没有办法把京营和锦衣卫从勋贵手中夺走。想想看当时那位英国公，号称“九千岁”的魏忠贤见了人家，不也得客客气气甚至规规矩矩的吗？

所以事实就是，最晚到土木堡之变以后，明代的勋贵集团(最起码是北方的靖难系勋贵集团)，就已经像清代中后期的八旗子弟一样，根本不会打仗了。而以于谦为代表的文官集团用北京保卫战的军事胜利，证明他们比已经腐朽的明代世袭军事贵族更能打仗。

于谦之后，大明还先后出现了王守仁、谭纶、朱纨、熊廷弼、孙承宗、孙传庭、卢象升等大批文官出身的军事家。相比旧的世袭军事贵族，这批科举出身的军事文官显得更加上进，他们雇佣而来的营兵也更有战斗力，很快成长为明朝军事上的“中流砥柱”。

当然除了军事文官，武将集团内部也不是就一蹶不振了。明朝后期还有一批底层出身、在战争中上位的“新勋贵”，例如马芳、刘显、李成梁、吴襄、郑芝龙、左良玉、江北四镇等。这批人以万历末年为分界，界限之后的一批逐渐军阀化，大明朝廷逐渐管不了他们，更别指望他们会交税或协助收税，他们能向朝廷少要点军费就得烧高香了。

明代中后期，出身旧军事贵族的将领还有很多，比如现阶段朝中的主要武将如麻贵这般，都是至少数代从军(所谓数代也只是崛起时间，实际上可能祖上也是军户，只是地位不高)，不过如果要称得上军事家的，高务实认为到目前为止只有戚继光一人。

戚继光虽然是旧军事贵族出身，但他的崛起跟那些军事文官没区别——不靠卫所兵打仗，也不是以卫所兵精挑细选的“家丁”为骨干，而是完全“白手起家”，自己招募营兵建设新军。

实际上，如果不是父亲死得早，导致戚继光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家继承父亲的世袭武官职位，原本他很有可能像同样军户出身的张居正、史可法、马士英那样，走上考科举当文官的道路，最后成为类似熊廷弼、孙承宗、卢象升、孙传庭的军事文官。史载戚继光好文，还有《止止堂集》流传于世，这可能就是原因。

总之，明代所谓的“重文轻武”，其实未必就是文官天然的歧视武人，而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随着文官集团控制的武力日益强大，成为了明朝事实上的保卫者，所以他们不仅可以藐视日益没落的勋贵集团，而且会设法争取原本只有勋贵集团才有的各种特权，包括“免税”。

虽然一直到最后，文官集团也没能合法免税，但明朝已经不可能依靠勋贵集团的武力逼迫跟文官集团关系密切的士绅阶层交税了。

这里有一点很有意思，值得说明一下：高务实也是文官集团的一员，按照“人不能背叛自己所属阶级”的观点来说，他现在的举动是不是很有点问题？毕竟他现在要收的权力本质上是武将集团吃军户的权力，收完之后则要改造武将集团，让他们重新振作、再次训练起一支能打仗的精兵来。

如此，武将集团手里有了精兵，重新变得能打仗了，那岂不是又反过来拥有了制衡文官集团的力量？这么看起来，高务实这么做岂不是就违背了自己的利益阶层？

答案是否定的。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高务实现在已经具备了特殊性。

高务实是文官，但也是勋贵，而且他的南宁侯爵位虽然名义上是“文官封爵”得来，可事实上谁都知道真正的、直接的原因还是击败察哈尔那一仗。只不过由于现在“文官”值钱，所以皇帝才非要给他安一个“文官封爵”的名头。

再加上高务实多年来数次指挥超大规模作战，导致九边各镇的军头们几乎全在他手底下听过令，而他在皇帝支持下所进行的各项军改，又让各军头不得不拜倒在他门下。由此，他就和绝大多数一线军事豪门建立起了某种上下级联系，形成了某种奇怪的利益共同体。

高务实现在独特就独特在，他既是文官集团内部权力最大的实学派党魁，又是勋贵集团的利益牵头方，还是武将世家集团认可的首脑。甚至还可以加上一条，他是皇帝首肯的臂膀股肱之臣。

各方利益，系于一身！

没有谁能在此刻的朝堂做到超然一切，然后以这种超然一切的状态去进行改革。既然如此，那高务实干脆反其道而行之，把各方利益都连接在自己身上，再以这样的身份去调和各方利益冲突，最终形成某种平衡。

这必然是困难的，但也是唯一有机会成功的一条路。为什么高务实敢肯定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因为另一条“超然”的路子，原历史上其实有个人试验过了：崇祯圣君。

虽然旧勋贵集团没落了，而李成梁、郑芝龙那样的新军阀一时间也无心替朝廷得罪士绅阶层，但文官集团从来也不是铁板一块，彼此之间的派系斗争很厉害，其中倒也也不乏有想替明朝解决财政问题的文官。

比如原历史上的高拱啊、张居正啊，其实都有这样的心思，也在某种程度上暂时缓解了明朝的财政问题。

叶向高当首辅的时候，又有一批后来被扣上“东林党”帽子的文官试图通过均田均役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可惜一来前相钱龙锡等在野高官奋起反对，二来一部分“阉党”也奋起反对，除了在江浙一小部分地区得到了一点推广之外，彻底宣告破产。

所谓的“阉党”，其实大部分也是文官，“阉党”和“东林党”的斗争，其实是两大文官集团的斗争。

这里先不纠结“东林党”到底该怎么划分(《东林点将录》本质上只是“阉党黑名单”)，某些人心目中统一而强大的“大明文官集团”根本没有，只有各个互相看不顺眼的利益集团。

如今以高务实为首的实学派是不是也算一种利益集团？同样是的。非要拔高一点来说的话，无非是此利益集团因为有高务实这个穿越者把控方向舵，所以更加符合时代进步的特征罢了。

无论如何，明末文官集团之间的派系斗争，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给明朝的财政续了命。在“中产”大量破产、勋贵集团又不给力的情况下，总会有一派文官在打击敌对的文官派系之余，自觉或不自觉地代替勋贵的功能，帮皇帝向敌对派系的官绅、富人收税。

然而，这种文官互斗、朝廷渔利的政治状态，在崇祯朝终止了。因为政治上幼稚、性格上刻薄的崇祯圣君将大明朝廷所有的利益集团全都得罪光了。

首先，崇祯上台后干掉魏忠贤、打击“阉党”，得罪了“阉党”背后的官绅势力；然后，崇祯又在“东林党”的要求下对锦衣卫进行了削权，间接得罪了勋贵集团。

按照以往的规矩，此后崇祯应该跟当时被称为“东林党”的利益集团结成政治联盟“共天下”。但偏偏在这个时候崇祯却又跟“东林党”翻了脸——后来被定义为“东林党”的某派江南官绅势力，除了崇祯元年“众正盈朝”，从崇祯四年开始就只有几个摆设而已，一直不过是个“在野党”。

最要命的是，此后的崇祯不再信任任何政治派系，或者说他拒绝再跟任何政治派系合作，真正做到了“超然一切”。从扶持“无党派人士”温体仁开始，逐渐走上了“孤家寡人”的死路。

从此，他不仅不再依靠任何“党派”势力，还辞退和处死了很多他眼里的“亡国之臣”——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里，换了五十个大学士、十四个兵部尚书，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有十一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崇祯甚至杀了替他跟满清谈判的陈新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