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四十三章 伤痛（2/2）
唯独李谕感觉有点头大，这完全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
数学会议结束后，希尔伯特邀请李谕吃饭，他们的物资非常短缺，桌子上只有面包和香肠，以及少量蘸酱。
——1900年真是有史以来最能立flag的一年。
李谕早就跟不上布朗的演讲内容，等他讲完后，所有人激动鼓掌时，李谕才跟上了节奏。
爱因斯坦说：“还好有人懂得相对论的意义，不然德国科学院在几年之内都没有能力再派出一支考察队。德国的经济已经彻底毁了，我所居住的公寓电梯无法运转，取暖更是问题，整个冬天在瑟瑟发抖中度过。科学院怎么可能还有钱支持远洋考察。”
（比如30=2x3x5，有三个质因数）
换句话说就是：所有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写成，不超过9个素数的乘积+不超过9个素数的乘积。
据说这已是筛法的极限，想完全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必须找新的数学方法，不知要何年何月。
不过就像晚年的爱因斯坦研究大一统理论，希尔伯特的公理化有那么一丝缥缈。
希尔伯特运气好一些，生前就看到有人打破了他的幻想，好歹有了交代。
他骑了没多久就坚持不住：“从能量守恒的角度来说，我已经消耗掉了今天所有的进食。”
普朗克说：“我在做自我开导，我明白，我们没有权利得到生活带给我们的所有好事；不幸是人的自然状态，但不是不可避免的状态。人世间有许多宝贵的东西，生命的价值是由人们生活的方式来决定的。所以即便历尽苦难，人们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他们的职责上，去工作，去向最亲爱的人表明他们的爱，这种爱就像他们自己所愿意体验到的那么多。”
在这条路上最成功的肯定就是陈景润的“1+2”。
哥德巴赫猜想应该不用过多介绍，名气太大，就简要说几个关键点。
希尔伯特看了看报告单：“一位来自挪威的数学家布朗准备讲一讲哥德巴赫猜想。真是令人激动，自从1900年我在23个问题中提出它后，一直毫无进展。”
此后的数学家不断前进，1924年，德国的数学家证明了“7 + 7”；
1956年我国的王元证明了“3 + 4”；稍后证明了“3 + 3”和“2 + 3”。
“强哥德巴赫猜想”显然要难得多，它如果成立，“弱哥德巴赫猜想”自然也成立。
欧拉大神的说法就是最广为流传的哥德巴赫猜想。严格点可以称作“强哥德巴赫猜想”，也叫关于偶数的哥德巴赫猜想。
“费了好大劲才争取来的，”希尔伯特感叹道，“三年前，诺特就受克莱因主任之邀来到了哥廷根。我当时很想给她安排一个教职，但被哲学教授会议上的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驳回了。”
“两位请坐吧，”普朗克挤出笑容，然后说，“我现在明白了，只有当一个人在自己身上感受到战争所带来的苦难时，这种苦难才产生痛苦。而且失去了才知道，我以往过低评价了卡尔（战争中死去的儿子）。
——
（记得小时候上课时老师说证明1+1就是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就是最厉害的数学家。那时候老纳闷了，这有什么好证的？
有强自然有弱，“弱哥德巴赫猜想”就是：任一大于5的奇数都可以写成三个素数之和。
两人就这么轮流蹬着自行车，骑向科学院。
“观测日食？”李谕说，“我见到了爱丁顿本人，他对这次考察准备得非常充分。”
普朗克最终拿到了1918年也就是去年补发的诺奖，今年的则会颁发给斯塔克。
艾米·诺特话不多，性格有点内敛，在一个基本全是男性的校园里，她只能如此。
“教授怎么了？”李谕问。
李谕问道：“今天的讲座是什么内容？”
艾米·诺特和外尔也表现得很期待。
李谕感叹道：“在中国的古语中，中年丧子是人生三大不幸之一，请教授节哀。”
李谕没有在哥廷根停留过久，两天后继续前往了柏林。
爱因斯坦说：“两年前普朗克教授的女儿难产而死，已经让他心如刀绞；去年他的小儿子在战争中负伤死去，对他的打击非常大。”
希尔伯特苦涩说：“要是马克继续贬值下去，我们连香肠都吃不上了。”
这个节骨眼上，自己不能倒下。
希尔伯特愣一愣，“我可不想做这样的预言。”
“我怎么能与居里女士相提并论。”艾米·诺特谦虚道。
“能锻炼身体真是太好了，”李谕笑道，然后问，“普朗克教授在吗？”
爱因斯坦自信道：“当然可以，上车吧！”
艾米·诺特崇拜地说：“院士先生，见到您太荣幸了！”
李谕说：“哥廷根很开放嘛，已经允许女讲师的存在。”
“布朗先生的成果非常重要。时隔多年，我又看到了美妙的公理方法，而非弹道的计算图。我相信，凡服从于科学思维的一切知识，只要准备发展成一门理论，就必然要受公理方法的支配，受数学的支配。”
“走吧，一起去听听有什么新鲜东西。我希望四年后，哥廷根的数学依旧没有落后，”希尔伯特吸了一口烟斗，又说，“对了，这位就是李谕先生。”
至于李谕的打算，只能暂时往后延延，反正也不着急。
诺奖委员会选普朗克与斯塔克非常有代表性，他们一个是理论物理学家，一个是实验物理学家。
斯塔克这人和莱纳德一样，非常不喜欢理论，也不喜欢搞理论的人，同时非常反犹。